政策观察

新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将重点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的通知》，要求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在7月10日启用新版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本次清单在航空、汽车等制造业领域和银行、保险服务等金融业领域等均扩大了开放程度。与上一版相比，新版减少了10个条目、27项措施，清单内容缩减到百项以内。其中，在27项减少的措施中，制造业成为取消限制性措施最多的一个领域，较为典型的是放开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取消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国产化比例需达到70%以上”、“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限于合资合作”这两项，而在汽车制造领域，取消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的产品需使用自有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等；服务业则减少了5项，取消了“外商禁止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外商投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需满足最低开业时间要求”等，对这两大领域的限制性措施的取消合计超过27项的一半。事实也证明，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的效应非常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4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8734家，吸收合同外资6880亿元人民币。上海经验推广后，广东等3个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12712家，吸收合同外资11357亿元人民币，4个自贸试验区以十万分之五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外资。由此可见，新版负面清单的出台，将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广度，尤其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方面。在安邦智库研究人员看来，目前中国虽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国，但在许多方面与第二梯队依然存在差距，此次进一步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目的也在于引入高端制造和服务，助力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转型升级。

形势看点

发改委称煤炭等去产能任务已完成逾六成

6月15日，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发言人围绕宏观经济就7个方面情况进行介绍。其中包括电力运行、投资管理、价格运行和监管、经济体制改革、信用体系建设、去产能情况。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去产能方面，截至5月底退出煤炭产能9700万吨左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65%，全国已压减粗钢产能4239万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84.8%。在审批固定资产投资方面，5月份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8个，总投资518亿元。截至2017年4月底，13大类重大工程包，已累计完成投资9.39万亿元，开工56个专项、599个项目。在5月份审批核准的项目中，可行性研究报告四个，核准项目四个，具体包括能源项目两个，水利项目两个，工业项目两个和其他项目两个。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发言人称将围绕“增活力、扩范围、促公平、强基础”开展，在促公平方面，做好化解产能职工转岗安置工作，推动开展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在规范资本获利方面，鼓励资本合理合法获得回报，抑制房地产泡沫等过度投机性炒作，积极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其透露，我国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473下降到2016年的0.465。

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财政数据造假值得关注

今年中国经济虽然整体回暖，但仍有下行压力。由于企业经营情况不好，土地财政不断萎缩，地方经济压力很大，尤其是今年的地方财政状况可能面临空前压力。压力不仅来自减收，更来自上级的考核。目前，不少地方都在检查评估上半年财税收入“双过半”的工作。有地方官员表示，不是大家叫苦完不成“双过半”的目标任务，也不是对该项工作没有信心决心，而是在听了汇报后，对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所付出的代价感到忧心。有某县官员称，县财政公布的5月财政数据，比全国同期的公共预算收入情况要好很多，但从该县企业运行、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离此相差甚远。还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财政指标任务，采取各种手段保当期增长。不惜一切代价的结果是，牺牲了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同时还伤及本地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有官员私下称，这是打肿了脸充胖子，但真正难受的事还是自己来背。上半年就这么玩命保指标，下半年同样不乐观。一些地方表示，为了完成今年全年的财税目标，当地至少还需要拿出数亿元支出，以“自伤”的方式来保财政目标。为了完成目标，当地统计部门和审计部门都不得不对数字“下功夫”。前几年辽宁省大规模经济数据造假，前不久爆出吉林省和内蒙经济数据造假，现在看来，经济下行之下，一些地方财政数据造假的压力也在增大。不过，这么一层一层地骗上去，又从地方骗到了中央。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决策部门依据错误的信息来分析形势、制订决策，可能受到严重的误导。今年地方被逼急了造假的可能性，不得不防。

增值税税率下月正式简并

《经济参考报》报道，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正式实施，原销售或者进口货物适用13%税率的全部降至11%，涉及农产品、天然气、食用盐、图书等23类产品。同时，对按照17%税率征税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业内指出，从长远来看，上游企业执行11%的税率，税负下降。下游企业仍然按照13%抵扣，税负维持不变。因上游企业税负下降有了降价空间，下游企业在购入原材料时有望少占用资金。业内指出，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并为三档，可以消除营改增改革中暴露出来的多种问题，减轻企业税收成本和负担。同时，这也是与国际税制接轨的需要，将为我国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创造条件。据了解，除了简并税率，营改增政策也在不断优化完善，“针对纳税人需求进行持续优化，是2017年继续深化营改增的重要着力点。”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林枫介绍，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针对纳税人关注的焦点难点问题，再推10项新举措：6月1日起，将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试点，由住宿业和鉴证咨询业扩大至建筑业；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的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货物时，可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等。

前五个月网络零售增速超过社销总额近1.5倍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从主要靠投资拉动向靠消费拉动的转型。近来，随着电商的崛起，网络销售对于促进消费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较早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7%，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3%。6月15日，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网络零售增长提速明显，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5月同比增长26.5%。这代表着头五个月网络零售增速超过社销总额近1.5倍。商务部总结出5月份全国消费市场的五大亮点：一是网络零售增长提速明显。在上述增速加持下，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升至13.2%，较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0.8个百分点。二是实体零售继续呈现回暖态势。比如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增长1.8%，比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三是餐饮文化休闲消费增长加快。这主要是受“五一”、“端午”两个小长假带动。四是节能智能商品消费旺盛。新能源汽车、高清4K电视、滚筒洗衣机和变频空调销售量增速均较同类产品整体增速高。五是消费价格继续温和上涨，但是食用农产品继续下行。

中国建设全球最大5G移动网络将拉动大量投资

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切相关。6月12日，香港《南华早报》发文称，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在5G基础设施上的总投入在七年内预计将达到1800亿美元，远远超出2013-2020年他们在4G网络上估计1170亿美元的投入。对此，杰富瑞投资银行证券分析师爱迪生•李表示，这意味着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总资本开支相比它们在4G网络上的总投入增长大约48%。报道称，这也将超过日本的支出，日本在同样的七年内的5G网络支出预计将为460亿美元。爱迪生•李指出，“随着全部三大电信运营商可能从2019年开始投入积极建设，5G网络对内地创新型客户服务和企业服务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爱迪生•李还说，5G网络最初将在3-5千兆赫波段上，这需要更多的基站以提供与目前的4G网络同样的覆盖范围。此外，内地三大运营商预计都将迅速推动全国覆盖，其中中国移动很可能在2021年实现这一目标。杰富瑞投资银行预计，到2022年内地将有5.883亿5G用户，占当年全国手机总用户数的39.9%。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说，作为移动通信的最新发展，5G网络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网络将适应应用软件的发展，而功能将严格按照用户需求定制。

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换期

经济学家巴曙松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钢铁金融衍生品国际大会上表示，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转换期，面临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和旧动力的逐渐弱化。巴曙松从宏观角度阐述了中国2017年经济金融政策的情况。他说，2016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集中于居民中长期贷款，累计占比达到45%。2017年，在房地产政策收紧的情况下，信贷投向基建和新兴产业。“脱实向虚”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之一。他进一步分析认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背后是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融资以及“两高一剩”行业的融资膨胀，并预计债务置换带来的新增信贷约4.5万亿。他预判，2017年中国经济的短周期复苏在一二季度之后见顶回落，其中短周期内的地产投资拐点已经出现。“基建投资全年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下半年开始预计将出现小幅回落。”制造业投资企稳，但内生动能存在行业分化，钢铁等过剩行业下滑空间收窄，TMT等新兴产业和新兴动能投资保持高增长态势。他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昭示了中国经济新旧动能逐步转换的过程。出口情况则因2016年3季度至今全球贸易持续复苏的推动，正走出低谷。不过，巴曙松也指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和全球贸易的趋势性走低制约着复苏的空间。消费方面，一线城市消费降级，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消费增速稳中放缓。巴曙松认为，金融去杠杆是影响2017年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同业存单量价齐升，成为加杠杆新途径。表外理财尤其是同业理财成为表外扩张的主要工具。中小银行成为表内表外迅速扩张的主力。银行业将向轻型银行转型，包括资产更轻、收入更轻。“其实，加杠杆的本质就是监管套利和资金套利。”巴曙松坦言。他建议，监管部门要从建立统一的资管监管框架开始以提高协调性，并注意完善“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框架。

最近半年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将暂停发放

稍早前，丰田汽车曾表示，电动汽车进入门槛太低。在我国，政策层本来希望能够借助新能源产业这条“鲶鱼”来促进汽车市场活力，放低了进入门槛，但事实上新增企业则鱼目混珠。近日，《澎湃新闻》汇总多方信息指出，最近半年，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将暂停生产资质的发放。同时，抓紧研究提高现有的生产资质准入门槛。而按照目前流程，获取新能源车生产资质首先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协助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提出申请。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有15家新造车企业获取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分别是北汽新能源、长江汽车、前途汽车、奇瑞新能源、江苏敏安、万向集团、江铃新能源、重庆金康、国能新能源、云度新能源、知豆、速达、合众、陆地方舟及江淮大众。其中有原传统动力整车厂8家，零部件厂商3家，低速电动车转型企业、车辆设计、能源供应商各1家。但上述企业若要实现车辆销售、上牌上路，还需要通过工信部《乘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和《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的考核，让产品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从历史上看，汽车行业的投资过热已有先例，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美国也曾诞生过1800余家车企。实际上，有关部门已经多次放话提示留意投资过热可能造成的产能过剩。

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或将倒逼地方政府改善水质

日前，环保部正式印发实施《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根据该规定，环保部将对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每年进行4次排名，即第一季度、上半年、1—9月及全年，分别于4月、7月、10月及次年1月公布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较差的10个城市及水质改善、恶化程度相对较大的10个城市名单。而该项举措也是响应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切实举措。据称，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反映的是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可作为评价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优劣的依据。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按照城市水质指数（CWQI）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名越靠前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越好。二是城市地表水水质变化程度排名，反映各地水污染治理的成效，排名基于城市水质指数变化程度，排名越靠前说明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程度越高。当前，一些基础性工作已经展开，一是优化全国地表水监测点位布局。二是科学制定排名方法。按规定，水环境状况差的城市，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将取消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节水型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等荣誉称号，并向社会公告。这些管理措施，或将进一步倒逼地方政府加大治水力度。

国内学者建议今年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上半年即将结束，对中国经济的半年表现评价也在陆续出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下一步宏观政策走势的争议也在加大。国内学者贾康日前表示，目前看来中国经济是稳住了，货币政策将维持稳健中性，而财政政策有必要继续积极，这是未来的一个政策组合。贾康在此之前就曾表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强调的“去杠杆”，绝非宏观经济所有部门的“去杠杆”，而是强调以政府部门支出必要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对总量调控较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财政政策才是具有“区别对待”针对性的、对结构性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践行适当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间。同时，他还强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以带有灵活适度特征的稳健货币政策，既防止通缩又防范通胀，适度降低储蓄率；同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中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机制，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

小城市的发展和提升将是未来的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小城市正在愈发具有吸引力。《自然》（NATURE）杂志预测，全球范围内发展最快的城市将是中小城市。在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正在离开大城市，搬到人口在50万到100万之间的小城市。纽约市政府预计，在2010-2040年期间，该市人口增长速度将从1980-2010年期间的16.6%放缓到9.5%。在欧洲，布里斯托尔、波尔多和卢森堡市等小城市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与此同时，伦敦议会规划委员会警告称，该市快没有空间容纳新来的人了。在亚洲，有3800万人口的世界最大城市东京据预测将从2020年开始收缩。小城市高速发展的趋势，在中国也会发生。据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测，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较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将比本国一线城市快得多。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高昂的生活成本、陌生的社会关系、以及恐怖主义的威胁都是在大城市生活要面临的问题，而中国大城市最大的问题是房价奇贵。因此，未来小城市的发展和提升将是趋势。不过，提升小城市的吸引力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首先是交通便利度；其次是城市环境的建设，这包括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再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除了水电气暖以外，医疗教育的配套也必须跟上；最后是文化生活的丰富，小城市不能缺乏有吸引力的文化生活。想疏解大城市的功能和人口，建立宜居宜业，具备吸引力的小城市，解决这些问题必不可少。

美国将对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采取限制措施

近年来，人工智能异军突起，惹人眼球，也引起了各国的重视。英国媒体称，美国现任及前任官员都表示，美国准备加大对中国投资硅谷企业的审查力度，以更好地保护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科技。据路透社报道，他们尤其关注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领域的兴趣。他们担心美国开发的前沿科技可能被中国用来提高军事能力，或许还会在战略产业推进。的确，近年来这些行业越来越引起了中国资本的投资兴致。新美国基金会机器人战争专家皮特•辛格表示，“中国正在大规模投资这个领域。”此前，在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CFIUS）阻止了中国对高端芯片制造商的一系列收购计划。然而近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称CFIUS“落伍了”，并在参议院听证会中表示，“它需要更新以应对当前的情况。”这预示着有新的限制措施即将出台。其实，五角大楼报告已建议整理一份关键技术清单，企图限制中国对清单上的项目进行投资。据称，报告还暗示有必要采取美国军事范畴外的措施，包括修改移民政策，让中国研究生在完成学业后能够留在美国。

分析评论

重要的是“系统重要性”，而不是“大而不能倒”

“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是很多企业的梦想，它是指当一些规模极大或在产业中具有关键性重要地位的企业濒临破产时，政府不能等闲视之，甚至要不惜投入公共资金相救，以避免那些企业倒闭后所掀起的巨大连锁反应造成社会整体更严重的伤害。这种情况称为“大而不能倒”。

在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就曾出现过“大而不能倒”的悲喜剧。在大型金融机构中，美国政府没有出手救雷曼和贝尔斯登，这两家公司倒了。此后的花旗集团、AIG集团遇险时，美国政府则出手相救，以免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经历过金融危机之后，由20国集团（G20）设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者，宣布了2012全球28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美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高盛集团等。此外，FSB还公布了英国保诚集团、安联保险、法国安盛保险、平安保险集团、美国国际集团等9家“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名单。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大而不能倒”（简称TBTF）的公司，TBTF企业虽然在全球规模里名列前茅，但不是永不倒闭，一旦市场情况恶化，该倒闭还是要倒闭。比如前述雷曼兄弟，曾经是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之一，但金融危机中的轰然倒闭也就是转瞬之间的事。那么，既然没有真正的“大而不能倒”，为什么FSB还要设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呢？原因还是在“系统重要性”这几个字上，它强调的是这些行业内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其稳定与否、发展好坏对整个金融系统有着重大影响。稳定了它们，就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金融系统或某个行业系统。

要指出的是，“系统重要性”与“大而不能倒”二者会有一定的重合，但绝不能划等号。对于企业来说，重要的是“系统重要性”，而不是“大而不能倒”。必须承认，绝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家，错误地理解“大而不能倒”，在他们看来，必须拼命做大企业规模，通过投资并购积累庞大的资产（往往同时也有庞大的负债）；业务众多，跨越多个行业，产业关联度很广；雇用大量人口就业，员工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就能实现“大而不能倒”。然而，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有时候这种误解还能够害死人。

在我们看来，“大而不能倒”只是在企业规模上的庞大，在经济和产业上有较大的关联度，但并非就等于为企业的安全上了保险栓。实际上，企业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性，由更广泛的因素来构成，其综合结果才会形成“系统重要性”。对于企业组织来说，所谓系统重要性是指企业有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其发展及变化涉及到重大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或国家利益，甚至还能得到政治上的保护。在中国，真正的系统重要性企业，除了商业上的成功之外，往往还需要具有一些特别之处：它在某些方面代表国家声誉，如市场成就、技术创新、文化精神等；它在总体上应该属于“好公司”，“不做恶”、不违规、不寻求以特权来做生意。此外，系统重要性公司还应该具有较好的社会口碑和业界口碑。

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系统重要性主要取决于社会影响力、市场影响力、创新能力、行业主导地位。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系统重要性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往往还会取决于政治因素或某种特权。中国市场是一个具有很强市场经济特点的不完全市场，决定系统重要性的因素更为复杂，央企地位、政治因素、市场影响力、政经人脉、行业地位等，都会影响到企业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安邦咨询的智库学者此前曾分析，获得“系统性重要性”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系统重要性机构都意味着你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有更大的影响力，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安全性都比其他“非系统重要性机构”更多。因此，寻求拥有或强化“系统重要性”，应该成为一家企业的重要发展策略。

中国企业发展的本能逻辑似乎都是“做大做强”，沿着这个方向，企业发展的极致往往是“大而不能倒”。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让企业具有更多的“系统重要性”。

金融数据

最新股市行情2017年06月19日